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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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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

■人文地理第10卷第1期1995年3月 冯嘉苹 程连生 徐振甫


  提要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际存在的重要地理界线。历代长城的布设都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其走向与我国半湿润与干旱气候分界线基本一致。因此,长城也就成为我国农区和牧区分界线的标志。长城的延伸或回退,基本上反映了农区与牧区的扩张或收缩。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力”的平衡带,长城,一方面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它们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融合。今日长城作为领土扩张和防御的军事设施作用已不复存在。但是长城在地理上的许多界限指标意义仍然存在,它依然是许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区。
  关键词 万里长城 地理界线 过渡地带 农牧界线 文化界线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重要的地理界线。
  纵观历代长城的地域分布,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早期的燕、赵北长城,还是最长的秦汉长城,或是最坚固的明长城,其分布地域和走向都大体一致。它们都位于我国高原,山地到平原地形的过渡地带;半湿润和干旱气候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带又是朴实淳厚的农业民族与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碰撞、对峙的融合带。至今,仍然是我国农牧业生产地域分布的重要界线。更确切地说,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空间区域。我们把这个区域称为长城地带。为什么长城地带恰处于各种地理现象的过渡地区呢?我们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1 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以秦汉、明长城为代表的万里长城,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径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它的东南部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除黄土高原地势较高外,大部分为海拔200以下的平原和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形平坦、开阔,耕地集中边片;北部,自西向东有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山地,海拔大部分在1000米以上,是我国天然草场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长城所在地域,大部分是高原向平原过渡的丘陵。低山地区。长城布设选择在这样的过渡地形是因为:一方面,不十分高峻的山地在古代战争中历来是被重视的地形。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相互争战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情况下,大江、大河及丛山峻岭等天险,不需要修筑军事设施,其本身就可作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高峻的山地上修筑大规模的城墙,也是当时的运输手段、物质来源、技术水平所难以完成的。所以早期古代战争防御体系的布局主要利用天然设施。各代长城真正建在高峻山地上的段落是少数。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长城,以及金长城、明长城,几乎都是利用了我国这条东北——西南、东——西向的由高原到平原的低山丘陵为主的过渡地表;另一方面,地形过渡带的特点往往是地势的绝对高度不一定很高,而相对高差大,地形崎岖,变化多端,成为既可攻,又可守的绝佳区位。特别北部长城带的中段和东段。中段,包括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西部等省区,在地质时期由于强烈的地壳运动,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一系列界山,如贺兰山、狼山、大青山等,山地呈不对称状,北缓南陡;长城带的东段,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辽宁、内蒙古东部等地段,地处内蒙古高原向东北、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山脉有燕山、太行山、大兴安岭、长白山及辽东、辽西丘陵。山地由于地壳运动多次抬升高度较大,两级阶地间相对高度大、地势陡峻、险要。长城带北部的内蒙古高原却是地面平整、没有高峻的山岭,只有起伏和缓的残丘和岗阜;长城带的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真所谓北去大漠辽阔,南望平川沃野。居中崎岖的过渡地带当然成为进行埋伏、了望、控制咽喉的最好军事基地。
  水分条件是这一区域十分敏感的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区域人畜的生存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长城地带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处,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形成了长城地带农业生产中农牧交错分布,导致了农牧界限空间摆动频繁。
  2 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古代秦汉长城的位置大体和现今我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一致。线以南是我国以农耕业为主的农业区;线以北是我国北方的草原区。自战国至秦汉时期,长城的位置随农耕区范围的向北、向西扩展而北进、西移。战国时期,我国农区范围局限在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西至西宁。其北部包括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以及河西走廊一带,均属畜牧经济区。当时,黄土高原还是片森林草原。中部地区的农耕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秦、赵、燕都在当时农区的边缘修筑长城。战国秦长城,为防卫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而筑长城,自甘肃临洮东行,经宁夏固源、甘肃环县以北,北行至陕北榆林,再折向东北,止于黄河西岸。这段长城大体为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西段;赵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邯郸为中心的农耕区,北筑长城自河北宣化沿桑干河向西南,往恒山达雁山,再向西北折入阴山止于高阙;燕北长城是为护卫以国都蓟为中心的农耕区,分布在今张家口——赤峰——辽河——丹东一带。燕、赵长城大体与当时农牧分界线的中、东段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面、东面、将原燕、赵、先秦长城加以巩固、整修。同时,随着大规模的屯垦实边,农耕区向西部河套一带扩展,增修了自内蒙古河套地区经宁夏贺兰山麓至甘肃兰州附近的一段长城。以后,西汉长城扩建的重点也在西部,增建了河西走廊长城,以保卫新扩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肥沃的绿州农耕业,同时也保卫了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至今,这段长城与现在的农牧分界线大致相符。明长城的修建、主要是为防御北方蒙古民族而建,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明长城的位置比秦汉长城向南后退,也大体和当时的农牧界线一致。这样,万里长城本来是一条人为的防御工事,客观上却成为农牧业生产的分界线,反映了当时的农业文化景观和牧业文化景观的分异,并成为恢复这一地区农牧分界的重要考古证据。
  二千多年来,我国北方的农牧界线历经变动,形成一个动荡不定的农牧交错带——农牧过渡区,也即长城地带。其形成和过渡性的地理环境及交错分布的民族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正如前面所述,这里属于半湿润向干旱气候过渡的地区,水热条件优于产北方草原,但不如南方传统的农耕区。对于牧业来说,是它扩大优良牧场、壮大游牧经济的好场所;对于农耕业来说,这里又是“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的分界线。所谓“雨养农业”即通常年平均降水量在250—300毫米之间,还可以发展“靠天吃饭”的农耕业;所谓“灌溉农业”,即当年降水量不足以满足农耕业的最低需求,必须依靠灌溉,只有在具备灌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耕业。长城地带,东部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西部也在200—400毫米之间,所以大部分地区可发展“雨养农业”,是农耕民族扩大耕地的主要目标。
  总之,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既宜牧又可扩耕,是农、牧都可争、都想争的地区。这是长城地带成为半农半牧地带的自然基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民族力量的变化,农牧界线是相应变化,在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长期对峙、拉锯过程中,使这里成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融合带。由于民族习惯,至今这里的汉民族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以牧为主。在长城修建的历史过程中,秦、汉、隋、唐、明、清等时期,为边疆安宁,都曾大规模向长城地带移民屯垦,发展农耕业,农区向北推进,牧区北退;而魏晋至南北朝、五代至元这些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放牧业向南扩展,长城地带不少农田退农还牧。但2000多年来总的趋势是农耕区向北推进,牧区后缩。据统计,从元代至今,北方农牧交错带向北约有六次明显的推进,总的推进幅度最小处也有上百公里,最大处可达300公里。北部的农牧界线由战国时期的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进至今日辽河中上游——阴山山阴——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现在,长城地带的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还多以畜牧业为主。
  3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力”的平面带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地带,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平衡带。尽管长城内外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夺取空间领域,相互争战是经常发生的,在双方领土的边缘地带,往往是直按摩擦、碰撞,战事最频繁的地带。长城所在地带就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区位。
  在长城的发展历史中,攻、守双方经常是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或诸侯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则集中表现在中原农业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两者之间大体上以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为划分界线。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相比较,自然条件,特别是水热条件,自然资源要优越得多,因而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也高得多。农业文化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农耕业定居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加快了文明进程;而在游牧文化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则延缓了其文明的进程,甚至长期保留更多的原始成分。尽管如此,在原始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并不一定总是呈正相关的。特别是游牧民族在作战方面的机动能力、骑兵的神速快捷,往往是农耕民族无法比拟的,而农耕区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又有着极强的诱惑力,所以长期来,北方的游牧世界始终是对南部农耕区构成长期持久的威胁。
  领土是民族活动的物质基础,资源和财富的源地。扩大领土不仅可以取得众多的资源和生活空间,还可以掠来大批的奴隶或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当北方游牧地区力量集聚、壮大,或农耕区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时,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显倾向游牧地区时,游牧地区的统治者就会不顾一切地向农耕区发动冲击。同样,农耕地区的统治者,在保卫边疆安定,护卫农耕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只要有可能,也是千方百计地用武力去扩大其领土,使其它民族臣服而兼并其领土。所以,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为了防范居高临下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为加强原来不太高的燕山、阴山及黄土高原等自然阻隔,都不惜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断兴建、加固长城。这条人工修造的万里长城因此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长城的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匈奴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重要力量。战国末,匈奴进入奴隶社会,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占领了蒙古高原,并南逾阴山,渡黄河。燕、赵、秦等诸侯国则筑北长城以阻隔。秦统一后,中原王朝力量强盛,匈奴北撤。秦汉之际,匈奴又“东击东胡”、“灭胡东王”;西击走月氐;南并楼烦、白洋河南王,侵燕代。战事都发生在双方力量对峙的长城地带。汉武帝以其强大的武力击败匈奴,并筑长城以阻隔。长城阻隔了北方匈奴的侵扰,保卫了农业文化区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明代,虽然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但在开国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的残余势力,过去秦汉长城中段所在的阴山山脉已成为蒙古人残余部族向南侵犯的根据地。作为分隔两种力量的长城也随之南缩。当明朝势力转弱后,更难以对付蒙古统治者的侵犯,只能防御,鄂尔多斯南边一段长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筑起来的。
  历史上,长城南北两大文化集团,长期处在对峙——不稳定——停止又对峙的循环往复之中,而长城是两种势力的藩篱。由于它的阻隔,不仅保护了中原较先进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北方游牧民族向高层次文明社会的发展。因为对抗、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不可能抵挡和抗拒先进的农业文明的诱惑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融合到农耕经济之中;当游牧民族撤出中原时,他们也有意无意地带走当地有技术的工匠,促进了游牧地区经济的发展。
  4 今日长城的地理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长城作为领土扩张和防御的军事设施的作用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的千年干戈已化为玉帛。但是长城在地理上许多界线指标意义仍然存在,它仍然是许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区。正确地认识这些地理指标的意义,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对科学地制定我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长城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过渡性,使之成为一个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带。由于这里地处季风区向非季风区,半湿润向干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的过渡区,反映的地理环境特点是雨量不多而时空变率大;地表径流贫乏,而水量变化多端,有些河流长年无水,但偶发洪水则极易成灾;平原少,沟坡地多,除黄河、西辽河沿岸局部平原及少数山间盆地外,多数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缺乏灌溉条件,大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多大风,土地易沙化。水蚀、风蚀交错,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为特色的土地退化过程。因此,长城地带宏伟的建筑与强烈的风蚀、水蚀同样闻名与世,引起国内外许多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和兴趣,期望通过各方面的研究找出一条开发、整治的科学途径。
  (2)长城地带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条重要界线。它既是雨养农业与绿洲农业的分界线,还是冬小麦与春小麦的分界线。这些界线的形成,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变化。例如,早在1956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就将长城一线作为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400斤指标的界限。这里既充分考虑到长城以北地区与以南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别,又考虑到现实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不强行统一。限制冬小麦在长城以北种植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热量指标。冬小麦生育所需10摄氏度以上的积温为1500摄氏度左右,越冬最低温为零下22—24摄氏度,长城以北大部分地区因冬季严寒,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防寒措施和技术保证,强行北移冬小麦分布界限,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作为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的分界线,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既要注意土地风蚀沙化,还要注意水土流失。在灌溉农业区,发展灌溉时,必须注意排水,否则极易引起次生盐渍化。
  (3)长城地带是我国农、牧业生产的分界线。长城地带作为农牧业生产的交错地带,实际上是农牧业内部结合差,农牧关系矛盾较多的表现。农牧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分离的,汉民族聚居区以农为主,少数民族聚居区则以牧为主。如在内蒙古长城沿线一带,蒙古族以牧为主,集中在中部高平原,汉族以农为主,集中在东部与南部河谷、盆地区。在地区农业生产上,农、牧分家,谈不上结合,而且往往矛盾较多,多数情况是以农挤牧。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里,见水土条件好,接近农区的草场,往往成为开垦种粮的对象。由于该地带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不少土地因开垦不当,草被破坏,引起大面积的沙化,又不得不弃耕,造成“农业吃牧业、沙子吃农业”的恶性循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地带的自然条件虽可发展旱作农业,但产量不稳定,土地易沙化,但却是较好的牧业基地。为了充分发挥长城地带草原牧业优势和少数民族悠久的牧业经验,正确处理农牧矛盾,今后农业生产的发民方向应以牧为主,农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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