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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长城的探索与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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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早期长城的探索与存疑
摘自《文物》1987年第7期 叶小燕
中国长城史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关于早期长城,亦即东周秦汉的长城更是如此。譬如,长城的起源问题;东周诸侯国中哪一国最先筑的长城,筑于何时;各国各时期长城的起点、经由地和终点都在哪里;它们的构筑特点和建置制度怎样,彼此间又有什么关系;有些长城的国属和时代问题;对一些有争议的文献记载如何理解和用考古资料去印证,等等。这里,我初步归纳出八个方面的问题,试陈述陋见,希望可供研究者参考(请参看《东周秦汉长城位置示意图》)。
  (一)齐长城的建置年代与入海处
  《管子》、《竹书纪年》、《史记》、《水经注》都有关于齐长城的记载,但是所系年代出入颇大,先后参差竟有三百多年。
  《管子·轻重篇》:“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管仲为齐桓公时(前685年~642年)相,据此,齐在桓公时已有长城了。然学者皆以为《管子》一书驳杂不纯,尤以《轻重篇》为鄙俗,言固不足信;况目前又无佐证。但它反映的年代,在考察齐长城时似也不能不予考虑。
  <外厂内三个马>羌钟铭:“<上氏下十>辟韩宗<左鬲右支>迳征秦遐齐,入<左立右长>城。”
  《水经注·汶水》引《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二年(前408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梁惠成王二十年(前351年),齐筑防以为长城。”
  《史记·赵世家》:赵成侯“七年(前368年)侵齐,至长城”。《史记·六国年表》:齐威王十一年(前368年),“赵侵我长城”。《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齐宣王(前342~324年)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水经注·汶水》:“汶水出朱虚县泰山,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玡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按田氏并齐在公元379年。
  上述记载包含了齐长城建置年代的两种说法,即为姜氏之齐所造或田氏之齐所造。《史记》的《赵世家》与《六国年表》都载赵成侯七年、齐威王十一年赵伐齐至长城的事件,所以田齐造长城必在威王在位的前十一年间。至于姜氏齐造长城说,《管子》之言姑置不论。<外厂内三个马>羌钟铭“入<左立右长>城”,诸家考释咸以为即指齐之长城。该钟的年代虽考订不一,但铭文所述之事,诸家释定皆在姜齐之时。《竹书纪年》所载晋烈公十二年即齐宣公四十八年晋伐齐入长城事,可为佐证。所以,初步推断齐在宣公时已有长城是不致大谬的。如此,其后赵成侯伐齐至长城是自然的了。
  诚然,齐长城不是短时期内能筑成的,始修之后必代有续建和修缮。《竹书纪年》、《水经注》、《齐记》所载田齐筑长城亦应是历史的事实。
  关于齐长城的西端首起处和经由路线,史书和地方志均有详细记述,然其东端入海处诸说不一。《泰山郡志》、《水经注》、《括地志》皆谓至琅玡台入海<1>。这是取地之著名者而言。具体地点有大朱山和小朱山两说。《通典》(卷一百八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四)、《齐乘》(卷一)、《山东通志》、《泰山道里志》均认为至胶州大朱山入海。而道光《胶州志》(卷三十八)则谓在小朱山东,徐山之北;其地西南去琅玡台九十余里,去大朱山三十里。这种不同说法沿续至今。按《胶州志》为本地县志,当有较大的可靠性。但究竟如何,尚待考古勘察确定。
  <图>东周秦汉长城位置示意图(点击打开)
  (二)楚长城的建置年代与西端起点
  楚长城一名方城。《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下:“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但“方城”在楚国地理中多次出现,不都是指长城。如:
  《左传》文公十六年:“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有方城亭。”是年(前611年)楚灭庸,地当今湖北省竹山县。
  《括地志》(卷七):“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山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即此山也。”
  《水经注·潕水》:“郭仲产曰:苦菜于山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
  《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下:“叶有长山,曰方城。”
  《水经注·汝水》:“醴水又屈而东南流,迳叶县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许迁于叶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
  由于“方城”有山名、城名、列城、长城等涵义,给考证楚长城的建置年代和位置带来了困难和争端。
  “方城”一词在史书中出现较早。《左传》僖公四年:“楚使屈完语齐桓公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文公三年:“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国语·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楚在春秋中叶已有长城<2>。但也有学者认为当时正值楚国争盟中原之时,不会筑长城以自限。大约当楚怀王、顷襄王之际,楚国势日弱,并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才有必要筑长城自卫。该长城筑于叶和宛。而顷襄王七年(前292年)叶、宛沦陷于秦,故建城之镍必在其前。凡建城前所谓“方城”均指方城山<3>。这两种观点年代相差亦有三百来年。
  《国语·齐语》:“(齐桓公)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韦昭注:“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荀子·议兵篇》:“楚人……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杨倞注:“方城,楚北界山名也。”许慎注:“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阳叶县。”在楚盛周衰之时,楚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即多筑列城于今河南叶县一带,以逼华夏。这些列城亦即方城,其名称来自山名。而楚长城应从这些列城发展而成,故长城也有方城之名。楚国建列城是作为争强中国的前沿阵地,时不会迟至战国晚期。所以楚也是建长城较早的国家之一。
  《水经注·潕水》:“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左氵右親>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距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
  此文对楚长城的方位、经由地点言之颇详。它大抵西南起自河南邓县,向北入内乡境内,过湍河,经郦县故城北,达翼望山,复向东沿伏牛山脉,经鲁、叶县,折向南跨过沙河达泌阳境。然史载湖北竹山县亦有故庸国之方城,《括地志》(卷七)言其山南“有城长十余里”,故也有人主张楚长城之西端起自竹山县<4>。这种分歧,经过考古调查当能得到解决。
  (三)魏河西长城北端的“塞固阳”及硖石长城
  魏河西长城位于黄河之西、洛河之滨。《史记·秦本纪》言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即是。《正义》:“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其南段已为考古调查所证实,它起于陕西华阴县西南、华山南麓朝元洞,濒长涧河西岸往北抵渡渭河,循洛河东岸北上,至大荔县许原北长城村,遗迹断断续续,保存犹好<5>。但其北段经由之地和讫止处未经考古调查,已有的考证推论众说纷纭。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正义》引《括地志》云:“棝阳县,汉阳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所指之棝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括地志》的解释影响颇大,以往学者咸称其说。但此固阳不在魏上郡境内,而且当时陕西东北部、内蒙古西南部非魏国所有,魏在别国领域内筑长城,决无可能。“塞固阳”之固阳,或系后世传抄之误,或当在魏上郡境内寻觅,近人对此已有论述<6>。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魏河西长城,经大荔后仍沿洛河趋向西北,直至雕阴(今陕西富县北)<7>。这些路线与文献所述基本符合。上引《正义》云:“滨洛河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鄜州在雕阴之西南,亦在今之富县。《史记·魏世家》云:“(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可见雕阴曾是魏的城池。而龙贾却正是率师筑此长城者,如同秦始皇时之蒙恬率师驻在长城之旁的秦上郡一样。
  有些学者又将此长城线北续,即由雕阴折向东北,经延安、绥德,抵佳县的黄河西岸<8>。其根据可能是《水经注·渭水》所云:“城自华山北达于河。”据云延安、绥德等地尚有长城遗迹保存。然绥德的长城离秦昭王长城较近,遗迹年代尚需确定。有的学者则主张该长城沿洛河流域北上,中经靖边、榆林,东北到河曲一带,秦昭王修长城时大体沿用了它的北段<9>。这又提出了在这地区两长城在考古地层学上的关系问题。
  有的学者根据实地勘察,对魏河西长城的北段路线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它自经大荔、澄城后,转而趋向东北,延伸至合阳、韩城,抵达黄河西岸;并指出由华阴到韩城,长城大致绕成弧形,而这里正是魏国上郡的地方<10>。这条通过勘察的长城线值得重视。不过要确定这条长城线,还需要对全线进行考古调查,了解、判定城墙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同时对雕阴线上的遗址也要做同样的考古甄别工作。
  《元和郡县志》(卷七)陕州硖石县下云:“魏长城在县北二十二;里。魏惠王十九年所筑,东起崤山,西北至河三十七里。”关于这一长城的记述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或者说,由于缺乏佐证资料,对它的存在尚难作出判断。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队在陕县的东原刘家渠村发掘了一批唐墓,出土了两方墓志提及了长城。其一张琰墓志曰:张琰与其夫人陆氏,“以开元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合葬于信义乡长城北原。”其二尚君墓志曰:“开元廿四年十一月廿七日葬于长城北原。”陕县唐开元以前的长城,以从前各代的政治形势和领域度之,似当属于战国魏。而且此地正是魏和韩的争夺地区,并曾与秦交界,在此筑长城符合魏的军事防御要求。墓志证实了《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不妄,魏应在此筑有长城。
  (四)战国秦长城诸问题
  古文献中有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给后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简公七年(前408年),“堑洛,城重泉”。同书《张仪列传》:秦惠王后元年(前324年),张仪“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堑洛”和“筑上郡塞”应该都是防御工程,但筑于何地,规模多大,何种样式,皆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他们都属长城建筑,并推测了它们的路线:“堑洛”长城南端起于华阴县东南的小张村,东北行越渭河,循洛河经蒲城、大荔、白水,达黄陵县。“上郡塞”又称洛河中游长城,位于陕西省的富县、洛川两县间的洛河西侧<11>。不过,在所谓“堑洛”长城的南端华阴段,经考古调查其城墙乃是几座古城的残垣<12>。在华阴的大荔境内,除魏河西长城外未发现第二道长城,而且在华阴洪家崖和西关堡两地的长城考古试掘和断面解剖亦未发现是魏在秦长城上修筑的迹象<13>。蒲城、白水、黄陵以及“洛河中游长城”所在的富县、洛川等县恰又正是《史记·正义》所述的魏河西长城经由之地。这就给考古工作者提出了复杂而又艰难的问题:秦“堑洛”长城和“洛河中游长城”是否存在?它们的位置、形制以及和魏河西长城的错综关系如何?
  《史记·匈奴列传》云: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并天下,始皇帝使蒙恬筑长城,“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论者皆认为始皇长城的西段是沿用了秦昭王的旧城,也就是说,昭王长城的西端亦应起自临洮。临洮,秦属陇西郡。《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曰:“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然而在唐岷州今之岷县并未发现长城遗址。于是秦长城首起处成了历史的悬案。近人调查了洮河一带,发现秦长城的首起处是在今临洮县北三十里墩的洮河边上<14>。也有人主张首起今临洮的长城是秦昭王长城遗迹,而始皇长城仍起于岷县西<15>。但其理由似尚嫌不足。秦长城首起处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有一个经过考古手段考察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五)赵北长城的起止地和山西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而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高阙地望的确定对了解赵北长城的西端所至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史记·卫将军列传》:元朔二年,汉“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索隐》按:“山名也。小颜曰,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同书《匈奴列传》:元朔五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可见高阙应位在汉朔方郡之北,但具体地点由于文献记载不一,诸家看法有差异。
  《水经注·河水三》:“河水又曲而东北流,为北河,……东迳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城北。”郦注所指的应是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的狼山口,一般认为即石兰计山口。
  《史记·匈奴列传》:“至高阙为塞。”《正义》引《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其所指可能即内蒙古蹬口县的哈隆格乃山谷。据调查,该处发现石城和烽台,然属于汉代,考证石城似为汉鸡鹿塞之废墟<16>。
  对前说同意者多,后说支持者少。可是也有人提出高阙当在乌拉山西端的某一山口,或即乌拉特前旗宿荄乡之大沟口。其主要理由是赵武灵王二十六年才拓地西至云中、九原,尚不能达到狼山西端<17>。《水经注·河水三》引《虞氏记》:“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可为此说佐证。
  高阙地望之争直接关联到河套北狼山上的长城是赵筑或为秦始皇时蒙恬所筑的问题临河和临戎说者自然以此作赵长城为前提,乌拉特前旗说者则认为此当属始皇长城。不过该段长城从走势上与大青山北麓的始皇长城能够相接,两者结构亦有相似之处。
  这些问题,恐只能依靠更深入细致的考古工作,以了解这段长城本身及周围的文化内涵、性质和年代,结合文献以求得解决。
  至于赵长城的东端至代,指至今河北省西北部,其具体地点大家看法也不一致或说在蔚县,或说在张北。按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调查,赵长城的东端已及兴和,故延伸至张北是可能的。如止于蔚县,该长城线似要经过山西北部。山西北部有否赵长城存在,至今还是一个谜。《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七年,“筑长城”。《正义》按:“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北,尽赵界。”光绪《蔚州志·古迹》(卷五)引明尹耕《九宫私记》:“余尝至雁门,抵苛石,见诸山多有劚削之处,逶迤而来,隐见不常。大约自雁门抵应州,至蔚东山三涧口,诸处亦然。问之父老,则曰:古长城迹也。……及读史,显王二十六年,有赵肃侯筑长城事,乃悟。盖是时三胡并强,楼烦未斥,赵之守境,东为蔚应,西侧雁门,故肃侯所筑以之。则父老所谓长城者,乃肃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故治长城史者推断赵除漳滏长城和高阙至代长城外,尚有一条从蔚州至岚州的长城。它是赵武灵王拓地楼烦、林胡前的赵北界长城。推定的长城线是从蔚县蜚狐口西行入山西,经灵丘、繁峙、代、雁门(古之句注)、宁武、岚、离石抵黄河,西段或自宁武经岢岚、兴县抵黄河<18>。也有人认为西段是从宁武走偏关至河曲<19>。这条长城的部分路线与近人调查的明长城之内长城位置相当<20>。这就给长城考古提出了甄别任务:在这一地带曾否筑有赵长城?它和明内长城的关系如何?
  (六)燕北长城和秦始皇长城的东端是否达到朝鲜
  《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按襄平属辽东郡,约当今辽宁省辽阳老城。而《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彰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左氵右贝>水为界。”《正义》引《地理志》云:“<左氵右贝>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乐浪县即今朝鲜平壤。《汉书·地理志下》乐浪郡下<左氵右贝>水:“水西至增地入海。”汉增地约约当今新安州,<左氵右贝>水即今清川江。一些学者据此推论,燕北长城已及朝鲜,为秦时长城直达朝鲜之所因。
  据《史记·匈奴列传》,秦始皇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辽东郡地域辽阔,具体止于何处?《正义》引《括地志》云:“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而较多较早的记载说明可至朝鲜。《淮南子·人间训》:秦“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水经注·河水三》:“始皇三十三年,起自临洮,东暨辽海,西并阴山,筑长城。”该辽海即渤海,也泛指辽东滨海之地。同书又云:“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此碣石位于朝鲜。《通典》(卷一八六):“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晋书·地理志上》乐浪郡遂城县下:“秦筑长城之所起。”按遂城县在今朝鲜平壤南,秦时即属辽东郡。
  近人对燕北、始皇长城东端所止亦持上述两种观点。目前燕北长城调查发现东端已至奈曼、库伦、阜新。在此段长城之南北尚未见另外的长城遗迹,但是长城南部沿线的古城、烽燧遗址中包含燕、秦、西汉时期的遗物。这或许是秦筑长城,袭燕之旧的关系<21>。但是,辽河以东是否有长城,今未见考古报告,故疑案未能解决。从文献分析,燕和秦始皇长城至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七)秦始皇长城的西段路线和其它《史记·匈奴列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有相同记载。据《本纪》,取河南地和城河上塞分别系于始皇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而不是某些同志所说始皇筑长城始于三十年,共筑九年。不少学者据《匈奴列传》“可缮者治之”的记述,以为秦长城大抵因秦昭王、赵、燕长城之旧,加以修缮和连接。其实不尽然。秦始皇虽对昭王、赵、燕长城有修缮,但由于拓地甚广,长城的某些地段是大大向北推进了。原秦昭王长城从陇西向东经宁夏、陕北至内蒙,却未能把新收取的大片河南地置于它的保护之内。出于军事的需要,秦始皇当是用主要力量在其西北设置新的防线,这就是《秦始皇本纪》所说:“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筑亭障以逐戎人,西谪实之初县。”对这条防线,有人认为“似未筑有长城,纵于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未必互相联贯,故称之曰边则可,称之曰长城则未妥”<22>。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认为“秦始皇所筑的长城不在今宁夏境内东渡黄河,那就可能是由贺兰山东北趋向阴山山脉西端的。这两条山脉之间现在是乌兰布和沙漠,……秦长城当已陷入流沙之中”<23>。在这一地带是否筑有长城,恐怕只有赖于实地考古了。不过,可以肯定始皇长城并不只是修缮昭王长城。这条防线确曾存在,而且北移了。因为在榆中(今兰州)是筑有长城的。《通典》(卷一七四)兰州五泉县云:“汉金城县也,汉榆中县故城在今县东。……又有故苑川城及故长城。”因此认为兰州只有明长城的看法是值得再斟酌的。
  始皇长城在蒙恬、河北等地亦较原赵、燕长城北移。据调查报告:赵长城(位大青山南麓)以北的始皇长城,位大青山北麓,它逶迤于内蒙境内固阳北、武川南,过集宁至兴和,北入河北省境<24>。燕长城北的始皇长城则自内蒙的察右后旗向东经商都、化德、太仆寺旗、多伦,再经河北的围场北,内蒙的赤峰北、敖汉旗、奈曼旗、库伦旗,入辽宁省的阜新<25>。这两段长城遗址不相联接,相近端的兴和和察右后旗、化德南北相距甚遥,不知原因何在。也有人认为位于燕长城之北的长城亦是燕长城,燕长城是采用了复线的形式<26>。总之,这一地带的长城走向和年代问题扑朔迷离,是需要花些力气才能搞清楚的。
  (八)有关汉长城的问题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汉武帝为防范匈奴设置边塞亭障的业绩,可惜至今未能完全从考古工作中得到证实。
  《史记·大宛列传》云:元狩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元封元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曰:汉贰师将军伐大宛(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上述记载揭示:这一条防御工程从令居(今甘肃永登)一直筑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然而工程的具体建置是什么,是长城或仅是烽燧列亭,这从文献中难能得到明确的答案。自令居以西至酒泉有否汉长城或烽燧列亭,历史地图绘制者亦不敢贸然推定<27>。由于近年疏勒河流域汉简的出土,对从酒泉西至敦煌的长城、烽燧亭障建置逐渐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也不甚了了。如近年在甘肃北发现一段长城,根据它的形制、结构,推断为汉长城。它与玉门、安西、敦煌一带汉长城形成了南北夹峙的走廊形式<28>。这种形式仅建于此地,还是河西走廊汉长城的普遍形制,需要进一步调查确定。至于敦煌以西至盐泽,目前仅发现了绵延不断的烽燧线。据斯坦因、黄文弼、陈宗器等人的实地考察敦煌以西的汉代亭燧止于榆树泉盆地东侧。从新疆东部的营盘西北,又发现绵延不断的烽燧线。这条烽燧线沿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的丝绸古道旁,并直至库车西北为止,东西长达二百公里,烽燧结构与甘肃境内的略同<29>。这些发现都很有学术价值,但也有待考古工作的正式调查落实和深入研究。
  在内蒙古境内,汉代长城也有不少问题需待考察解决。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正义》引《地理志》云:“五原郡<左禾右固>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按:即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也。”据《水经注·河水三》,该石门障在今包头市西北,光禄城亦离此不远。然近人对此有所质疑,认为郦注所指之光禄城经调查并非汉城,光禄当在今所勘定的汉外城东段<30>。因此,如何理解《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所云上述诸城的关系,并考察其地理方位,今所勘定的汉外城和诸城之间有何关连,都还需要探讨。
  汉初的山西北境常蒙匈奴蹂躏之祸,史书似也有关于长城的记载,如《史记·韩长孺列传》所述“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正义》所谓的“马邑长城”等。由于未经调查,至今未能有确切的解释。
  西汉北境主要的外患是匈奴,匈奴的侵扰和汉兵出战主要在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至河西走廊一带,所以在这些地区建防御工事是完全必要的,史书亦有记载。然而从此东往,汉长城又是怎样呢?《史记·朝鲜列传》载汉因朝鲜“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可见汉代对东北的长城故塞亦曾加修缮。关于它的位置、走向和形制,虽有零星的调查和探索<31>,但面貌仍是不清楚的。
  长城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除以上列举的以外,要全面搞清楚古代长城诸问题,还需做不少考古工作。齐长城、中山长城、燕南长城(易水长城)、赵南长城(漳滏长城)、楚长城、魏河南长城、魏硖石长城等的位置和走向大抵是依据文献和方志的记载确定的,只有部分地段做过初步的调查。所以,要正式标定在地图上,并深入研究其建制,尚需做切实细致的考古工作。而且,这些长城都位于人烟稠密地区,遭受破坏更甚,有的或已湮没地下。可以想见,不论是考古调查或发掘,困难都会是很大的。
  长城是我国人民智慧和力量的象征;长城也是文物考古学中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长城考古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饶有兴味和重要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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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史记》《赵世家》与《苏秦列传》的《正义》引《太山郡志》:“太山西北有长城,缘何经太山千余里至琅玡台入海。”《水经注·汶水》,语见正文引。《括地志》(卷五):“(齐)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何历太山北冈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玡台入海。”
  <2>罗哲文:《长城》,1982年,北京出版社。
  <3>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1979年,中华书局。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1928年,商务印书馆。
  <4>同注<2>;注<3>王国良书。
  <5><13>《陕西华阴、大荔魏长城勘察记》,《考古》1980年第6期。
  <6>同注<3>张维华书。张莜衡:《梁惠王西河长城考》,《人文杂志》1958年第6期。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
  <8>同注<2>;注<3>张维华书。
  <9>同注<6>李文信文。
  <10><23>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1981年,三联书店。
  <11>同注<10>。史念海:《洛河右岸战国时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
  <12>夏振英、呼林贵:《陕西华阴境内秦魏长城考》,《文博》1985年第3期。
  <14>陈守忠:《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孙益民、王楷:《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辨》,《兰州学刊》1982年第1期。
  <15>巩如旭:《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16>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17>余华青等:《战国、秦、汉长城调查(笔谈)》,《文物天地》1986年第2期。
  <18>同注<3>张维华书。
  <19>寿鹏飞:《历代长城考》,《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
  <20>《山西省境内长城简记》,《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
  <21>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22>同注<3>张维华书。
  <24>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25>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布尼河林:《河北省围场县燕秦长城调查报告》;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均见《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同注<21>。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秦汉长城遗址的调查》,1984年,文物出版社。
  <2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28>王守业、窦步青:《嘉峪关外新发现之汉长城遗迹》,《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29>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984年,文物出版社。
  <30>李逸友:《汉光禄城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3月。
  <31>佟柱臣:《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内蒙古自治区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昭乌达盟汉长城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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