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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六）军事工程分册》 康宁
筑城体系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翟，对中国古代城池筑城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例如，他主张构筑城池的位置要选择在军事和经济要地，并注意利用地形；城池筑城体系要构成能四面进行防御和多道的防护设施；城墙的外围要有壕池环绕，最外层构筑木栅外郭予以加强；城池与亭燧的配置要能互相掩护，互相支援。此外，他还主张城墙内侧每隔140米左右设“突门”（即暗门）一座，以便守军战时出敌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穴（地道）攻”，提出了“以穴迎穴”的战法和工程措施。
中国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各个朝代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城池规模 中国早期的城池规模较小，春秋时期中叶的城池，方圆也不过10公里，以后规模逐步扩大。如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南）周长已达24公里；到了唐代，长安城（今西安市区）的周长扩展到36.7公里；明朗都城应天府（今南京市）外郭达120公里。大的城池也不断增多，如唐代10万户以上的城池只有10多座，到了宋代已增加到40多座，以后继续有所增加。
墙壕防护设施 历代城池的修建都强调深为高垒，重视建重城和采取城墙与护城河（或沟壕）相结合的防御措施。如战国时期的淹国都城淹城（分江苏常州市南）为三重城，每重城的周围都建有护城河；汉朝京城长安城（今西安市西北）为二重城，外城城墙高达8米，底宽3.5米，顶宽2米，墙外有宽约7米、深约4.7米的护城河环绕；汉末曹魏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隋代的长安城（今西安市区）均为三重城；据考古发掘，唐代长安城城墙的底宽达12～20米。宋代的城池除沿袭重城和保持后代城池城墙的厚度外，为加强城池防卫作战中的侧击能力和友邻互相掩护，在城墙上加筑了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马面，创造了城墙、马面筑城体系，还加宽了护城河，如宋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城的护城河宽约30米，从而使城池筑城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历代的城池，在墙、壕防护设施方面发展变化不大，但重城个别仍有发展，如明代的北京城建为四重城。
指挥、观察设施 城门上和城墙的拐角处构筑指挥、观察设施，中国古代筑城对此即很重视。《周礼·考工记》中有关于宫隅、城隅之制的记载。秦代出现了城楼，汉代出现了角楼，以后历代筑城，在城门上和城墙的拐角处均建有供了望用的亭楼、观榭之类的建筑。明代对角楼在形制上做了大的改进，改建为四周开有箭窗的多层角楼，既可用于观察，又可用于射击。南北朝时期的邺城，城墙上还建有用于观察的敌楼，后代一直沿用。此外，明、清时期修建的城池，有的还在内城建有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观察、指挥中心。
出入口防御设施 城门是城池筑城体系的薄弱都位，也是进攻者攻击的重点，因而也是历代城池发展中研究和改进的重点。
周朝时期，在城门外加筑有突出于城墙的城阙，防守的土兵可在城阙上以弓箭侧射掩护城门；另外在城门上还建有城楼。汉代又在主要城门外加筑了瓮城。瓮城有的亦称月城，它是突出于城门外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这种建筑形式一直延续到明代，但其设施较前代又有发展。如明代城池的城门，有的构筑有双重瓮城，有的在瓮城的正前方还建有高大的箭楼，从而大大加强了城池出入口的防御。
材料和工艺早期的城池，城墙主要是用土夯筑（或版筑）而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筑城材料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东晋时期，出现了用砖包砌的城墙。到了唐、宋时期，一些较大的城池都用砖包砌城墙。明、清时期，用整齐的条石、块石和大城砖包砌城墙已较普遍。明代城池的城墙，砌砖用的胶结材料有的是用糯米石灰浆，城门起拱是用桐油拌合石灰胶结，历经数百年仍坚实细故。
典型城池 明代修建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的。它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典型的封建王朝都城，具有防御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工程构筑坚固等特点。该城略呈方形，由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紫禁城）组成。内城是北京城的防御主体工程，城墙周长约24公里，墙体最高为13米多（包括雉堞），底宽19.5米，顶宽16米。墙顶的内缘设女墙，高1米，外缘设稚堞``有垛口11038个，射孔2108个。沿内城城墙构筑敌台172座。内城共设城门9座，位于南面的有3座（正中的为正阳门），其他三面各设城门2座。城门上建有城楼。内城的城门外建有瓮城，其中正阳门的瓮城还增筑箭楼3座。为使瓮城得到进一步的掩护，在城门外附近构筑有大敌合。为加强城角的防御，各城角都建有角楼。为加强整个内城的防御，在城墙外开挖有护城河，河宽30～60米，深度3米以上。在内城的北面中心位置建有钟楼和鼓楼，是全城的指挥中枢。外城的城墙建于内城的南面（东、西、北三面未建外城墙），建有敌台63座，城墙、敌台的构造与内城相同，仅强度稍次于内城。皇城和宫城位于整个城池的中心，其结构和防御工程设施与内城相近。
作用 在中国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城池筑城体系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如四川合州的钓鱼城，是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古族军队的进攻而构筑的。涪水在其南，嘉陵江流经其北，渠江在其东，三面临江，城池建在山顶上，南北两面为峭壁悬崖，地势十分险要。它上控三江交汇的扇形地区，下屏战略要点重庆，是攻必夺、防必守的军事要地。南宋的余玠、王坚、张珏等将领，从1243年起，先后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条件和险要地形，顺着山的自然地势构筑了钓鱼城，又在城外据险构筑了一些外围据点，形成了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坚固的城池筑城体系。宋军依托它从1259年开始，抗击蒙古族军队和元军多次进攻，坚持达20年之久。
又如明朝初年，明政府为防倭寇对沿海的侵扰，在沿海地区修建了海岛、海岸、海口筑城体系（见明代海防筑城）。这些筑城体系的共同点，都是以卫、所的城池为主体，并与堡寨、墩合、烽堠相结合而构成的。它是一种将内地的城池筑城体系，创造性地灵活运用于海疆不同地理、地形条件下的设防，曾有效地保障明军阻止和打击了倭寇的多次入侵，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长城筑城体系
中国古代构筑的以长城城墙为主体，与其他工程设施相结合的连续线式防御工程体系。它是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和运用。历史上先后有8个诸侯国和10多个王朝构筑、修缮过长城，其中泰、汉、明三个朝代构筑和修缮的长城均超过5000公里（一万市里），俗称万里长城。它是中国冷兵器时期规模宏伟、坚固完善的筑城设施，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军事工程。
组成 长城筑城体系，由长城城墙、关隘、敌台、烽堠、障碍物和外围关堡组成。长城城墙是长城筑城体系的主体工程，城墙高、厚、坚固，城墙上筑有敌台、雉堞等战斗、观察工程设施。关隘包括关城和外围关堡等，它是长城筑城体系的主要防守据点，根据长城总的布局，结合地形建于险要的山口或重要交通孔道处。敌台主要用于侧射进入城墙根下的敌人，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实心敌台与城墙同高，凸出于城墙外。空心敌台多骑墙构筑，高于城墙，大敌台分上、中、下层，小敌台多为两层，都具有战斗、了望和掩蔽作用，是戍守长城的主要战斗工程设施。烽堠又称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送军情的通信工程设施，建于山岭或开阔地，遇有敌情，即以烽燧报警，白天施烟，夜间举火，传递信息。障碍物构筑在关隘附近和长城重要地段的外侧，有壕沟、崖壁、陷坑等。外围关堡是在长城重要的防守地段上，为加大防御纵深，在外围要点上构筑的前哨城堡。
历史演变 长城筑城体系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世纪，楚国即在封疆上构筑过长城。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秦、赵、燕、齐、魏、楚、韩、中山等国各筑长城以自卫，而秦、赵、燕三国，为了防御匈奴贵族的袭扰，又在其北部筑长城。这个时期的城墙主要是土石墙，墙高只有3～4米，有的则是利用原有的河堤改筑的，防御设施不完善。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公元前214年开始，对原来燕、赵和秦国的长城加以增筑和修葺，使之连成一体，构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长达五千余公里的长城。汉朝除修缮秦长城旧筑外，还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在阴山以北内蒙古境内的高阙至居延一线修筑了城障，并将秦长城向西延伸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盐泽以西至焉耆仅筑有亭障、烽堠，从而构成了两起焉耆，东至辽东，长达一万余公里的长城筑城体系。
这个时期的长城筑城体系，除在城墙上筑有观察、战斗、掩蔽设施外，这筑有外围关堡和烽堠，在险要地段建有关城，使其联属相望；在长城的外侧还筑有障碍，如壕沟、陷坑等。城墙的选线注意了巧妙地利用地形，选建在蜿蜒曲折的山岭上或沿河构筑。
城墙的构筑注意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过黄土高原或平坦地形的长城，一般筑夯土墙；在少土的山地，采用石砌墙；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是用砂砾石与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构筑的。烽堠成方形，有夯土和石砌两种，底部边长4～9米，高度与底部边长相近，根据防御需要，设置位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峰堠群。
金明时期 金朝共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东起内蒙古的根河南岸，西至肯特山东南麓（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全长约700公里，一道东起嫩江西岸的尼尔基（今黑龙江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至大青山后（今包头东北上庙沟），全长约2500公里（不含复线、支线）。明朝在洪武至万历200多年时间里，利用北魏、北齐、秦、隋长城的旧筑，先后加修过18次，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总长约6300多公里的长城的构筑。金、明两代的长城与前代所筑的长城相比，建筑布局更加合理，工程设施更为齐全，使长城更适于防守。明代军队（特别是嘉靖以后）逐渐大批装备火器，影响到长城的建筑。保存至今的明代长城，将绵亘的城垣与关城、烽堠、城障等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城墙与壕堑的结合比以前有较大的改进。重要地段由于构筑了外壕、外墙和内壕、内墙，城墙上增筑了敌台，外围构筑有关堡、烽堠，从而增加了防御层次，增大了防御纵深，使防御更具有坚韧性。城墙的高度和厚度较以前都有增加，如八达岭一段，城墙平均高7～8米，厚6～7米。明代后期还出现了能用于射击、观察、掩藏并能贮存物资、装备的空心敌台。这个时期的施工技术也有发展，城墙的砌筑广泛应用了单面或双面包砖，砖缝采用了石灰浆勾缝技术，在特殊地段上则利用山崖建雉堞，或劈山成壁作城墙。
特点 长城筑城体系到了明代已发展到完善程度，并具有如下特点：①采取以关城为重点，以长城城墙相连接，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的筑城体系。如蓟州镇是守卫京师（今北京）的重要防区，燕山山脉横贯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地势险要，其长城的构筑，主要着眼于控制山谷，扼守高地，伸出两翼，掩护关口。山海关是蓟州镇防区通往塞外的主要通道之一，控制着山、海之间的隘口。山海关关城的防御设施完备而坚固，城墙高约13米，宽约7米，城墙上设有稚堞，城楼的南、北、东三面设有箭窗68个，城外有宽16米、深8米的护城河环绕；为加强环形防御，在关城东、商筑有罗城，南、北筑有翼城，称作“五花城”。
长城经山海关关城继续向两侧伸展，南侧一直伸入大海，北侧直上燕山，使山海关关城与长城结合得十分紧密。居庸关是京师通往塞外的又一重要关口，关城建在长约25公里的狭长山沟中，设有城堡四座，其中以居庸关关城作为屯驻重兵的地方；在北面的八达岭山坳中建居庸外镇作为前沿阵地，地势极为险要，是主要的防守营堡；再往北是岔道城，作为前哨关堡；居庸关关城的南面为南口堡，作为内部接应的场所，并起着防备敌兵迂回袭关的作用。②重点防区则充分利用地形，因地制宜，构成纵深、多道的筑城体系。如大同镇和宣府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宣府镇防区，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组成的内三关长城为基点，在其北面还筑有外长城和内长城，形成以外长城掩护内长城，以内长城掩护内三关长城的筑城配系，不但加大了防御纵深，加强了该镇的防御，而且使友邻重点防区的蓟州镇西翼有了可靠的屏障。辽东镇的长城，在构筑上也显示了合理利用天然屏障的特点。如它利用辽河水险，在河东岸设置木栅，构筑土垣；在山地则利用险峻的山脊，随山顺势以人工将外侧劈成陡壁。③长城城墙上大量构筑具有较完善的战斗、生活设备的空心敌台，进一步加强了城墙的防御性能。这种空心敌台既可用于观察、射击和掩蔽，又可作为武器、物资的仓库。空心敌台有大、小两种，大敌台多建在险要处，台高16米，分上、中、下三层。上屋四周建雉堞，可供观察、射击用；中层为铳炮射击室；下层为物资、军械库。每台可容百人战斗和休息。小敌台多分为两层，四周开有箭窗，可容十余人战斗和休息。在长城城墙附近还构筑有专门用于防守的墩台，墩台有围墙和战斗、生活设施，内驻士兵；墩台间距约500米，防者能以在墩台间构成的交叉火力阻止攻者前进。
长城这种据险筑墙，关堡相连，烽堠相望，敌台林立，层层布防的线式筑城体系，在中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秦统一之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防御作用。
明代海防筑城
中国明代为防御倭寇（日本海盗集团）对沿海的侵扰，在北起辽东，南至海南岛的中国沿海，构筑的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烽堠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军事工程设施。它是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起，在元代沿海设防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从北向南划分为辽东、山东、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北平（今北京）七个防区。北方主要加强大沽、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筑城设施，南方以浙江和福建海岸设防为重点。
据明初统计，沿海共筑卫城和所城181座，下辖堡、寨、墩多达1622处。嘉靖年间（1522～1666年），由于倭患加剧，又增筑了不少据点。明代这些海防筑城设施，依其位置和作用不同，可分为海岛筑城、海岸筑城和海口筑城。
海岛筑城 是按岛屿的大小和地形特点构筑的筑城设施。大岛构筑有以城池为中心，结合烽堠组成的环形筑城体系，在澎湖等重要的岛屿上构筑有炮台，台周筑矮墙，墙外挖壕沟。对面积较小且位置重要、离海岸不远的岛屿，设有水寨（如福建的烽火门、南日、浯屿、铜山、小埕水寨），同时在岛上筑有防御设施和水军专用的物资仓库。
海岸筑城 由卫城、所城、墩台、烽堠和障碍物组成。每个卫、所防守海岸正面100～200公里，具有能独立作战和长期坚守的能力。除卫、所本身构筑环形筑城设施外，还注意外围绕城设施的构筑。如定海（个浙江镇海）的卫城，墙高约7.6米，厚3.2米，周长4公里余，共有6座城门，门上建城楼，各门道内设闸门，门外有瓮城，沿城墙建有供作战用的敌楼10座，供射击用的稚堞2188个，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各城门外设吊桥。定海卫城东北的招宝山（候涛山），扼甬江口，地势险要，山上筑有威远城。卫城之外的港口筑有靖海营堡，与卫城成犄角配置。墩台主要用于防守，建在卫城、所城附近或海口附近。烽堠用于了望和报警，间距1.5～6公里，沿海岸配置。
海口筑城 在江河的入海口两岸，构筑有城池、烽堠，通常多与江防其他筑城设施相结合，构成多层的筑城设施。如当时为了扼守长江口，防止倭寇船只沿长江侵入内地，就布有三道筑城线：以崇明岛及其南北两岸的太仓、吴淞、茜泾、海门为第一道筑城线，构筑有诚池，沿海岸设烽堠；以通州（今南通）、狼山（位于南通市南）、福山（位于常熟，与狼山隔江对峙）为第二道筑城线，在通州筑城池，在福山上建营堡；以江苏丹徒东的圌山为第三道筑城线，修城池，筑炮台，并派水师协同固守。此外，在海口的岸边还有重点地埋设了地雷。在海口的近海浅水地域布有触发水雷和操纵水雷。在可通航的一些江河入海口处植有数列木桩，以防倭寇船只驶入。
抗倭将领戚继光、俞大猷、李遂等，曾凭借这些海防筑城设施，取得了南澳岛、台州、通州等一系列平倭战斗的胜利，使明代沿海赢得了50年的平静时期。
转自长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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