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横贯于中国北部地区的古长城，是中华民族中原农业社区与北方游牧社区两大经济结构相互撞击的产物，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人为分水岭，是多数中原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凭借的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古长城始建于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之交。那时，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总结长期战争的经验，为争霸和自保的需要，纷纷揭开了大规模筑城的史页。以楚国为先，魏、齐、中山和秦等国继后．开始在边境地带修筑绵亘数百里的长城筑垒线。同时，崛起于蒙古高原尚处于奴隶制初级阶段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黄河以北地区，掠夺粮食和人口，严重妨碍了那里人民的正常经济生活。为此，地处华北地区的燕、赵等国遂也开始凭山依险，修筑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即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的雏形。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拆毁了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长城，把地处北部和西部的燕、赵、秦国的长城修缮拓展，连贯为一，完成了西起临洮，北依阴山，东出辽东的万里长城。
之后，汉、南北朝、隋、金、明等10多个朝代，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缮或扩展长城的工程。至明代末年，长城达到了全盛期。
古长城自公元前5世纪萌生，经历了20多个世纪。它作为军事筑城样式，能够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为历代王朝所认同，反映了中原王朝在组织防务上所遵循的相同特征。
安内与攘外，主要是安内
历代王朝作为在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国家形态，其组织防务的基本目标包括安内与攘外两个方面。所谓安内，即在中华民族活动的范围内，使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民众之间，这一政权与其它政权之间，维系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所谓攘外，即对来自中原王朝范围之外的威胁，保持警惕和防范，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古长城的修筑，虽就某些小王朝来说，具有一定的攘外含义，但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无疑属于安内的举措。
古代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有比较完善的自然隔绝机制。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分别由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抱，形成了天然的疆界。在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分别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余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以及唐努乌拉山脉等阻隔，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北部为高寒极地，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为人迹罕至之地。这一特殊的地缘环境，与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埃及）地处世界各种力量迁徙和争雄的交通要道的情况相比，有极大的不同。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四周相对封闭。方圆途遥万余里的广阔天地里，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单元，自我发展和完善，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生产发达，自然条件好，文明程度高，又是历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和军事上逐鹿的焦点地区，必然就成为中华民族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社区。
各诸侯国和中原王朝出于安全的需要而修筑的古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就像现代人在国土的浅近纵深地带修筑的国防工程一样，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皆集中在军事意义上。统观中原王朝历朝历代，古长城筑全线的根本功用就在于防止和制止中华民族内部中原农业社区与北方游牧社区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程度较高的中原王朝时代，古长城均为版图纵深地带的防御工程。早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中原王朝政权和主要的诸侯国，就把周围的少数民族活动地区逐渐统一到自己的领土之内，并推行因俗而治和间接控制的羁縻政策。
这一政策，在以后历代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秦始皇顺应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把千余年来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着的大统一要求变为现实后，直接管辖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加之属国，疆域更大。秦长城的修筑，是在对匈奴贵族南侵采取进攻战略难以奏效的形势下，退而筑墙防守的无奈举措。
汉在秦的版图上建立起自己的帝业。从武帝始，在长城内外反击匈奴袭扰的斗争。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匈奴各部纷纷归附汉朝，汉朝北部领土包括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南地区，此时的长城已处汉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隋唐两代，是继秦汉更加繁荣富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朝两代帝王，虽七次修筑长城，但目的皆是为了避免游牧社区与农业社区冲突而采取的防范措施，且规模也比较有限。明朝一经建立，就面临着北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故明朝诸帝均置重兵于北方，并大规模修筑长城。
在中华民族同时存在多个政权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视自己控制的政权为中国的一部分，古长城也是作为彼此设防的军事工程而存在的。春秋战国之交，首先出现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的长城，就发挥了这方面的功能。在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十六国中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等一些政权皆修筑和利用过长城。长城的位置，或沿阴山、赤城一线（如北魏）筑垒，或踞吕梁山、太行山一线设防（如东魏、北齐、北周），显然都处中华民族活动区域的纵深地带。宋辽金时代，长城被南北政权夹在其间，一定程度上成为分疆而治的标志。
辽、金势力南下后，黄河、长江则先后取代了长城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天堑。
显然，无论是沿长城设防，还是划河、隔江而治，皆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纷争。
当然，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安内重于攘外的防务政策，在具体内容上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各封建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它们通常在置重兵于京师地区，保持居重驭轻控制能力的同时，在用兵对象上，或首先平息割据势力，或首先镇压农民起义，或集中力量对付雄心勃勃的邻近政权。但不论是那种情况，雄踞中国“三北”地区的古长城，主要是在“安内”方面的军事行动中，发挥着或大或小、这样那样的作用。
进攻与防御，主要是防御
防务的性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类。进攻型国防，是指以主动出击和征战的手段确保政权稳固的模式；防御型国防，则是指以退守自保的手段维持统治局面的模式。首先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古长城，是防御的产物。在持续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封建统治者陈陈相因，多次耗费巨资、广用民力修筑长城的事实，说明了多数中原王朝对防御的更多偏爱。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防务样式的选择，是与地缘环境以及经济形态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自然地理形势，地形复杂，平原、高原、盆地错落有致；气候多样，纵跨寒带、温带、热带各个气候带；东西之间有巨大差异，南北之间有显著度别。因此，就经济形态而言，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然而，从全局来看，农业的开发条件更为优越，也更具代表性。纵观古代世界文明人类的区划，皆与江河流域、与农业的开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世界三大古文明发源地（即中近东文明、印度河暨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来看，都是在农业开发中创造了昔日的辉煌。地处中近东的古巴比伦，立国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谷，古埃及拥有尼罗河三角洲之地，古印度发源于印度河沿岸，中华民族则兴起于黄河流域。而且黄河流域与古代文明的其他发源地相比，发展农业更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即从游牧转向农业，从山林转向田园。以中原社区为核心的广大地区，气温适中，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农业的发展使人们的基本生活资料有了稳定的来源，又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农业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农业的发展史、延续史。
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经济形态并非唯有农业一种。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的广大地区，主要从事牧业或农牧业并重。长白山和内、外兴安岭地区，又多以狩猎为主。
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形态中，土地是最富有稳定性的财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深日久，代代相继，把幸福和理想几乎完全寄托在土地上，养成了安稳、求和、自卫和保守的社会习惯，培育了循古复旧、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内聚性格。就统治者来说，历代中原王朝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和康熙、乾隆等少数几个雄略之主外，多数帝王抱着苟且偷安的心态维持自身的统治，而缺乏开拓进取、经略边疆的勇气和胆识。就民众来说，最大的幸福就像“福”字与“富”字所昭示的那样，有衣穿，有田种即为福，家里有人口、有田地则为富，把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作为最高的理想，所关心是如何保住田园，维持生计。繁体字“战”字的组合，左边是人口和田地，右边是“戈”，说明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口和田地。正是由于农业经济形态和田园生活的深刻影响，筑墙之术，最早兴起于中原地区。人们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围起篱笆墙，在居住的院落周围修起围墙，诸侯之间开始设障分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筑起宫墙、城廓，后来又把这种筑墙之术推而广之。
在农业社区与游牧社区之间的缓冲地带，修筑长城。可以说，古长城是适应保卫农业经济的需要和农耕社会的封闭心态应运而生的。长城的存在是世界军事筑城史上的辉煌，但修筑长城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进攻型和积极防御型防务，对外采取进攻战略或坚决反击的方针，如隋唐征朝鲜，元代伐日本，清初抗俄国等，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持续时间也不长。多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了自保的需要，遵循着一条往复循环的筑墙置戍、守为长策的战略方针，屡屡在对中原农业社区威胁最大、最直接的北部地区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修筑长城行动。
文治与武功，主要是文治
文治与武功，是历代治国的两种基本手段。所谓文治，就是通过建章立法、规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措施，实行精神统治，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所谓武功，就是对内对外实行“铁血政策”，依靠暴力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政权要保证自身地位的巩固，文治与武功是不能分离的。但是，在治国安邦的过程中，因时代、民族、阶级以及统治者个人统治风格的差异，往往在文治武功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中华民族在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传统文化影响下，文治更受推崇。历代中原王朝虽然都靠武力开国，但是在治国方面，多是注重文治。中国古代的多数王朝，文官的地位明显高于武官，各级武官均要受同级文官的节制。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所建立的庞大文官系统，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道德化、社会化和法律化，通过无形的“墙”和“网”，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封建礼义的巢臼中。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中国古代也把国防称作“礼义之防”（见《辞源》），认为失去了礼义，也就失去了立国根基。
因此，为武功而筑的古长城，不仅具有雄壮的武化外表，而且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它既是传统军事的标志，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中华民族大一统为宗旨的和谐型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史前时期的“三皇五帝”，就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基。远古时代的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集统治者与文化大师于一身的人物。他们履行和倡导的仁爱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自古素有兵凶战危、止戈为武之说。文武之“武”字，是止与戈的组合体，戈又是武力和战争的标示，意为用武是迫不得已的事，而且用武的目的是为了罢兵息战。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巅峰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各大学术流派，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都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先哲的仁爱思想，其中儒家对仁爱思想阐发的最为彻底，也最符合统治阶级的口味。儒者，人之需也。儒家始祖孔子全面阐发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被推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宗。特别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统治阶级采纳之后，儒家经典被神圣化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大信条，成为人们不可逾越的思想和行为标志。
长期儒家文化的积淀，使中原王朝形成了一种定型化了的统治模式。尽管中原王朝也曾出现过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文化发达、武功显赫的全盛时期。但是更多的王朝表现的是文弱和保守。封建统治者在自己所辖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有利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被改造、发展了的儒家经典，包括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融合精神，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的礼教规范，追根寻祖、忠孝为首的家长宗法意识，个性至下、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按捺不平、委屈求全的忍耐毅力，洁身自好、笃信报应的处世态度，执用两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价值观念，克己复礼、诚惶诚恐的祖先崇拜，廉洁勤勉、清心寡欲的生活准则，提倡文弱、贱视武功的社会尺度，如此等等。总之，中原封建统治者企望建立仁爱为本，修身为要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氛围，以保证江山的永固。因此，在这种思想指导和影响下修筑的古长城，就不仅仅是为了通过非征战手段保卫农业社会不受侵犯，而且也是为了捍卫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化圈。
事实证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聚起来的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具有难以估量的幅射力量和同化力量。从魏晋南北朝起，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多次扬鞭摇戈，跨越长城，挺进中原地区。北方游牧民族每次进入或入主中原，总要给中原文化带来某些冲击，迫使中原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改变某些观念。然而，中原传统文化对游牧民族的改造和同化的程度，远远要比受到的冲击深刻得多。对统治者更为有利的中原传统文化，极大地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统治风格。中华民族无论统一还是分裂，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控制中央或地方政权，都心向中原，都以炎黄子孙自誉。中华民族辽阔的版图，主要不是武力开拓的产物，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逐渐渗透、同化和吸引的结果，是共同的文化之宗把各民族维系在一个大家庭中。古长城的每次修筑，其本意都是为了遏制战争，减少冲突，以非战争手段保持长城内外的和平与安宁。长期以来，长城带是人们公认的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带、凝聚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