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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界壕 古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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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 界壕 古战场
徐世明
燕北长城
  公元前3世纪,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干戈不息。各诸侯国或于边境要塞,或于邻国接壤之地,起亭障、筑壕堑,各自御守,坚壁森严。这就是闻名中外、工程浩大的古代长城。
  战国“七雄”中,燕国地处北部边陲,地小人少,国力单薄,常有“腹背受敌”之虞。初,燕北东胡强,燕遣大将秦开以为人质。开于东胡留居多年,图谋复兴,深知东胡山川地理、军事设置。至燕昭王即位,招贤纳士,锐意改革,国势大振。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00年)转守为攻,对东胡发动了强大的军事反击。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退居于西拉沐沦河流域,在广袤的草原上繁衍生息。
  为了阻击东胡再度南下,燕国在其北境修筑了长城——燕北长城。这是我国最早的长城。
  燕国北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张家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一带),全长约1000余公里。由河北省围场具进入昭乌达境,经喀喇沁旗山前、娄子店,郊区美丽河、黑山头,穿过老哈河至建平县外贸场、老官地、热水、烧锅营子、二十家子等地,入敖汉旗新地小罗山、捣格郎(丰收)、白杖子、克力代、石老虎沟、贝子府十二连山、王家营子、宝国吐,东延辽宁北票等地,穿河谷,越峻岭,“因边山险,以河为塞”,象一条黑色的巨蟒,逶迤盘旋,甚为壮观。
  长城筑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石垒,或土筑,或利用“天然屏嶂”。宽4至6米,高不下5米,工程浩大,备极艰辛。至今乡间百姓犹称之为“石龙”、“土龙”或“沙龙”。重要隘口、要道呼作“石门”、“天门”、“哈巴气”(蒙古语:隘口)。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加强戍守,便于调遣,利于指挥,在长城沿线构筑了台、障、城堡等配套工程。台,即烽燧或烽火台,瞭望戍守之所。《史记》所称“亭”,“候望所居”,多为圆形土台,形制较小,地势较高,便于瞭望,多筑于长城墙体之上或在长城线内侧。障,多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城,规模较大,一般筑于长城线内侧,《史记》正义顾胤云:“障,山中小城也”,是屯戍、扼守之处。城,多指长城内侧规模较大的固定性建筑,军事城堡或居住址,是古代战争中驻扎、调遣、指挥的处所。今赤峰地区燕北长城沿线亭障密集,城堡密布,出土的燕国明刀、战国板瓦及其他生活器皿尤为丰富,是当时燕国北方的军事重地。
  燕北长城是战国后期“边于匈奴”的秦、赵、燕三国在我国北方修筑的最早的军事工程之一,是我国古代长城筑造史上的伟大创举,对研究我国北方古代历史、地理、疆域、民族关系以及军事工程技术,都有重要的价值。
  燕长城修筑后,约历80余年,至秦始皇二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燕国灭亡,长城逐渐废弃、荒芜、倒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虽然只是残墙断壁,时隐时现的土筑残基,但在当年却浸注了数百万民工的血汗,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聪明才干。
  燕国在东北地区长城内外设置辽东、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五郡“以拒胡”,昭乌达南部当时属辽西右北平郡所辖。
  秦长城
  秦始皇兼并各诸侯国以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北方西拉沐沧河流域的东胡和西北大青山一带的匈奴仍然是秦国边防的威胁,因而秦国中央政权继续以武力征伐和加强对他们的军事防御。《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30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黄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加强了东接赵长城地带的秦国北部的防御设施。其后,又将“边于匈奴”的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修葺、扩建或改建,起嘉峪关止山海关,东西横亘,长达“万里”。昭乌达处秦长城东段,在赤峰郊区水地、安庆沟,敖汉旗等地仍保存着明晰可辨的遗迹。
  秦国修筑长城,一方面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驱使千百万民工北徙,落居漠北。据文献《风俗道义》载:“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多亡依(逃亡)鲜卑山”。这条史料虽然不完全可信,但考古材料证明,今赤峰秦长城脚下确曾发现过类似刑徒的墓葬。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敖汉旗四家子老虎山、赤峰红山区北大桥蜘蛛山、郊区三眼井等秦长城沿线,先后发现了秦国铁权、陶量等珍贵文物。其中秦铁权出土时重31公斤,秦量经实测容小米21公斤,是秦朝当时标准器物。在这些反映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实物上,都刻、铸或镶嵌有秦始皇二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发的诏书,据传是由丞相李斯撰文并书写,史称“李斯小篆”。诏书全文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官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秦朝统一之后,分天下为36郡,后扩为42郡,统治势力迅速到达今东北地区,越过燕长城以北,其时赤峰以南曾为辽西右北平郡所辖。三眼井秦铁权出土地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标志秦代统一的实物资料中最北的一个地点。权身通体铸造阳文廿六年诏书也系国内首次发现。遗址的面积较大,同时出土的还有铁制生产工具锄、铲、镐等,有较密集的居址遗迹。
  汉长城
  秦未汉初,居于内蒙古西部大青山(阴山)以北的匈奴民族迅速崛起,并开始了具有历史性的军事征伐,一举东灭东胡,成为西汉王朝在北方的劲敌。
  西汉初期,国家始兴,军力待振,对匈奴时而出征,时而“和亲”。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军力逐渐雄厚,汉武帝遂对匈奴发动了长达10余年(公元前129——前119年)的战争,大战10余次,小战数十次,辽西、右北平等地为当时主要战场,战事尤为激烈。汉朝先后出兵120余万,匈奴折伤30余万众。
  在取得第三次决定性“胜利”以后,汉王朝在北防一线增设郡县,移民垦田,驱使百万民众“处寒苦之地,掘强胡之难”,并重新修筑了长城以拒匈奴。
  西汉武帝长城,东至辽东鸭绿江以东,西延甘肃以酉,东西11500里,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最长的军事工程。昭乌达南端处汉长城中段迤东,控扼辽西、右北平郡地,经喀喇沁旗甸子、乃林,宁城县小城子、大城子、三座店、存金沟、八里罕、甸子、头道营、西泉等地,沿坤兑河、黑里河两岸筑造,穿山越岭,气势磅礴,东过老哈河接建平县硃碌科,西越峻岭向河北省承德县。
  汉代长城构筑宏伟,工程浩大,防御设施严密,除坚固的墙体外,每隔5——8华里,筑有圆形、高大、坚实的烽燧(也称烽火、墩台、狼烟墩),直径20余米,平地突兀,层层夯筑。烽火台上筑有草舍,戍卒以避风雨;烽火台内备有积薪柴苇,以备点燃。各烽燧之间,前后呼应,遥遥相望,浑然一体,遇有敌情,则“狼烟”缭绕,烽火相告,以作报警。
  在重要的关口、隘谷,还筑有关城。这是战争中指挥前线、调遣士卒、屯戍军备的所在。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外城),北距汉长城仅5华里,地处古卢龙要塞北口,是中原通往漠北的三条主要通道之一,山高峻险,利于扼守。城址方圆10余华里,是辽西地区汉长城沿线规模最大的“关城”,史称右北平郡平冈城。直到西汉晚期的王莽时代,仍为北方郡国重地。
  西汉以后,随着汉王朝的覆灭,汉代长城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金界壕
  12世纪后期,南宋的抗金运动由于内部倾轧而告失败,蒙古民族在大金帝国北部迅速崛起,金朝统治者曾多次召集百官大臣“议决边事”,“北边开壕”。史载,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边事未安”,诏集六品以上大臣问攻守之计,参加会议的共84人,主张攻打的5人,主张坚守的46人,主张且攻且守者33人,长时不能议决,说明金朝面临蒙古铁骑有一筹莫展之势。
  金世宗这位被称为“小尧舜”的皇帝,以他的雄才大略,经过20余年的社会改革,富国强兵,军力大振,开始对北方蒙古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防御行动,筑边堡,开壕堑。至章宗明昌时期,再筑边壕,增北边兵分置诸堡,会兵于临潢(今巴林左旗),增加税收,以给军饷,并以金、银、布、衣等犒赏将士。经过了从世宗至章宗两代近40年的兴建、扩建、改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了东北起呼伦贝尔盟莫里达瓦旗尼尔基镇,沿阴山山脉向西,到河套西曲北,长达3500余里的长城,史称金朝边堡界壕,或明昌长城、兀术长城。
  金界壕经由昭乌达北部阿鲁科尔沁旗巴颜温都、玛尼图,巴林左旗乌兰达坝、浩尔吐、白音乌拉,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林西县五十家子、统布、大营子、新林镇,克什克腾旗天合园乡、巴颜高勒、巴颜查干、达尔罕乌达、阿其乌拉苏木等地,由达里诺尔西北进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在昭乌达境内长约1000余里。
  今昭乌达北部,金朝为临潢路。自撒里乃(今克什克腾旗境内)至鹤五河(今哲里木盟霍林河),是金朝北方军事重镇,凡对北用兵、会集士卒多在临潢,所以边堡建筑规模较大,结构坚实宏伟,防御设施严密,体现了临潢路在金代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金朝针对蒙古铁骑善于驰骋、越障、疾速猛冲的特点,为了有效地削弱骑卒战斗力,边堡设计上突破了历代长城传统的设计模式,构筑了外壕、外墙、内壕、内墙四重防御工事,全宽达40余米,极为壮观。内墙上每隔60——70米即古称一箭之地修一土堡,以为士卒戍守、瞭望,两土堡之间对射距离为30——35米,比辽国城防炮楼(敌楼、马面)对射距离缩短了一半,这意味着弓箭的杀伤力和命中率提高了一倍。土堡前后位置相错,可以左右开弓。
  界壕沿线每隔10华里左右修一大土城,每城内可住四五百人,称为“堡户”,专为屯兵戍守。重要关隘,如阿鲁科尔沁旗玛尼图,巴林左旗乌兰达坝,巴林右旗索布力嘎以及林西县五四、新林镇等地,在界壕以南均修建规模较大的关城,筑造坚实,布局严谨,是为前沿指挥、调遣的处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金代长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
  金界壕在修造期间,由于北方多风沙,常被湮没,几经测绘,几经重修,至蒙古骑兵南下时,仍毫无作用。金亡以后,元朝不曾重修沿用。有些地图或著述、文章中标此长城为“成吉思汗边堡”,实为误解。
  乌兰布统古战场
  乌兰布统,在克什克腾旗西南,内蒙古高原小腾格里沙漠南端,距经棚镇230华里,现名大红山。山高海拔1592米,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宽1500米。山周围地势开阔,只此一峰突兀而起。山岩呈赭色。从南向北看,山形象一个瓮的上半截,蒙语称“乌兰布统”,译作汉语为红罈子山。清代著名的乌兰布统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1646年清军在土拉河战败后,采取政治手段,离间了蒙古喀尔喀部与厄鲁特部的关系。1671年,蒙古厄鲁特准格尔部的喇嘛噶尔丹夺取本部政权,由西藏五世达赖喇嘛授以博硕克图汗的封号。不久,统一新疆、青海厄鲁特各部。
  1688年,噶尔丹乘喀尔喀的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内争,率军3万突入外蒙古,击溃土谢图汗、车臣汗及札萨克图汗的军队。
  喀尔喀王公率部进入内蒙古归附清朝皇帝。1690年春,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率部沿喀尔喀河南下。
  康熙皇帝听到消息,下诏亲征噶尔丹,命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康熙的哥哥)为左翼军出古北口,安北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七月,噶尔丹深入到今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地方,同清右翼军相遇,清军作战失利,噶尔丹长驱直入,破卡伦进入克什克腾旗,直趋乌兰布统山南。此地距京师700里,大大动摇了清廷对漠南蒙古的统治。康熙皇帝立即命康亲王杰书统领右翼军部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截断噶尔丹回新疆之路,派索额图、阿剌尼、阿密达等率蒙古兵扼守西拉沐沦河唯一的交通要道巴林石桥。同时对科尔沁、阿巴嘎、苏尼特及盛京、西安等地也进行了相应的堵截部署。
  康熙部署就绪后,于七月二十日从京师到波罗和屯(今隆化)指挥战斗。在接战之前,康熙遣使晓谕前线全权总指挥裕亲王福全说:“兵渐与敌近,斥候宜严明。噶尔丹当先与羁縻,待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部兵至。”因此,这期间福全以“先礼后兵”为借口通知噶尔丹派出使节,讨价还价,拖延时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命福全向噶尔丹发起进攻。福全驱师至土尔根伊扎尔(今称十二座连营)。清军“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阔二十里,首尾联络,屹立如山。”此时,噶尔丹军已全部到达了乌兰布统,并占据了有利地形。
  八月一日黎明,清军“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出以后,发起了总攻击。日中清军进攻到了乌兰布统山下,未时交战,而噶尔丹在隔河林内高岗处设驼阵,“贼骑十万,阵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卒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据史料记载,当时双方发射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声震天地”。清右翼军首先发起进攻,无奈为萨里克河的河泥所阻,复又撤回原地。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舅)率左翼军循河而进时,中弹身亡。弟国维分师左翼兵,由山腰卷入,但因噶尔丹依山傍水,地势优越,再加驼城为障,清军无可奈何。后因清军准备工作充分,携带有铁心炮、子母炮,集中火炮,摧毁噶尔丹的后营,遂破驼城,打开缺口,骑、步兵才冲入阵地。这时,佟国维指挥的左翼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绕过沼泽地,从侧面横击,大败噶尔丹。当日黄昏,两军息战。裕亲王福全向康熙的奏疏中写到:“见噶尔丹兵旋奔高山顶,据险向清军发枪弹,誓死坚拒,故使我将士暂息”。并说:“噶尔丹生死不明,待查明后再奏圣上。”所以清军也未急于进剿。八月四日,达赖喇嘛派往噶尔丹部的特使济隆胡土克图,率其弟子70余人,持噶尔丹降书,往见抚远大将军福全。其书云:“达赖喇嘛明鉴,遣济隆额尔德尼来责以礼法,今倘蒙皇上惠好,则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谨以文印为念”。济隆说:“噶尔丹跪于威灵佛前,稽首誓言:若违此书,惟佛鉴之。”福全又转奏康熙皇帝。康熙命福全急速进军,“勿堕敌计!”然而已经晚了。噶尔丹已经自“什拉穆楞”河载水,横渡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
  噶尔丹未被歼灭的原因,从地理上说大致是这样的:在大红山的前边还有一条河,即萨里克河。此河源头有二:一是发源于漠海恩都尔山(今称牤牛坝)的哈尔汉河,流至大红山而又东入西拉沐沦河;二是发源于今红山军马场所在地孤山子(又称小红山)的泡子河。该河流向西北,在大红山前2华里处汇成一湖沼,此湖今名为将军泡子。泡于周围为沼泽地,即清右翼军“进击为河泥所阻”的地方。这条河实际成了噶尔丹阻截清军的屏障。从噶尔丹行军的线路图着,战败后,也基本上是按原路退走的。他来时是从乌珠穆沁沿右翼路线在今白音高勒苏木北进入克什克腾旗后,一直南下,经过达里诺尔、冈更诺尔、好鲁库,再向南占据大红山。退走时,由于是暗撤,又“迫于追击”,所以未走好鲁库,而沿千里松林走直线,在今响水西渡过西拉沐沦河,直向冈更诺尔。由于都是骑兵,来如狂飙,去如闪电,既走了捷径,又以潢水、大碛山阻截了清兵追击之路。难怪抚远大将军福全上书康熙皇帝时说:“臣等欲追,而马力不能前进。”
  乌兰布统之战,使清朝政府取得征服外蒙古和西部蒙古的决定性胜利。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年),康熙赴喀尔喀河、索尔岳济山巡视,途中曾到克什克腾旗凭吊乌兰布统战场,驻跸乌兰布统山下萨里克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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