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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一）》 临汾地区文化局 吉县文物工作站
“清长城的发现，在长城研究史上有重要价值。”（姚剑1984）它不仅把以往学术界认为的长城修筑下限从明代末年（约公元1614年）向后推移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计一个朝代260年，而更重要的是，清长城的作用形制及其分布揭示了：作为中国特有的军事文化产物——长城，其最终在中国大地上由军事防御体系变为历史遗迹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这一发现，中国新闻社太原分社发布的消息在国内外反响强烈。近四十家新闻单位予以刊播。国外学术界评论说；“清长城的发现开拓了长城学研究的新领域。”（引自张亚平先生在山西省首届考古年会上的即席发言。）
省考古学会来涵通知准备出文集以志，为了不负学会厚爱，拙文拟在第一届年会所交《清长城》一文基础上，补增小标题，部分地方予以重写，不妥之处，诚望方家斧正赐教。
一、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和调查
一九七八年，乡宁县文化论干部阎金柱同志赴枣岭乡参加社教工作期间，在该乡南起西掌坡北桑峪村的老虎沟，北至师家滩村小滩的黄河岸畔，见到被当地群众称作“城墙”的石砌建筑物布满河畔，沿地形起伏，逶迤连绵，煞是壮观。翌年，又在吉县壶口东岸见到同样遗迹而起重视。八四年吉县政府为开发黄河壶口旅游业，责成该同志进行景区调查时，元月廿九日，于小船窝村东石碣下，发现一块同治七年山西布政使、提督陈湜《修长墙碑记》。从而找到了可资证明沿河石砌建筑物的文字资料。当时虽不止一次地将“长墙”和“长城”这两个仅一字之差的名称进行了比较，但尚未敢冒然以“清长城”称之。
二月中旬，阎金往同志拿上这块石碑的拓片，将上述所见向地区文化局解希功先生作了汇报。解先生当即指出：长城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总称，因朝代不同而名称有别的情况很多，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长城修筑下限为明代末年，若称清长城，不能仅从字面上考虑，更重要的是应从整个分布，形制、建造目的及功用进行考查论证。并亲临壶口东岸，对现存遗迹，河清门，四铭碑、渡口炮台等建筑物作了实地观察。
嗣后，由吉县文物工作站阎金往同志具体牵头，对南起乡宁县园子沟，北至永和县前北头黄河沿岸计334华里地段现存遗迹作了考查。其中参加各段考查的同志还有地区文化局李兆祥、吉县文化馆张黎明、大宁文物保管所李承荫、乡宁文化馆阎玉宇、吉县文物站阎雅梅等五位同志，调查中还发现铁炮两尊，匕首一把，铁弹丸若干，抄录有关碑刻十二通。
二、清长城的修建原因、过程及分布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向英国赔款，大量搜刮白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和鸦片的大量输入，使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社会阶级矛盾随之激化。继川楚白莲教起义兴起于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反清结社组织——捻党，随着形势的发展，到太平天国时期，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活动在太平天国北方地区。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失败之后，捻军担负起了抗清斗争的历史重任，“使这次革命的历史绝而复续者四年”（江地1979）同时，在捻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回民起义烈炎燃遍了大西北，从而形成了东起鲁豫，西至甘宁，沿黄河一线十个省区范围之内农民革命斗争力量对清王朝的弧形包围，给清廷反对统治以强大压力和威胁。
1865年上半年，捻军在与清军作战中，连续获捷，特别是5月18日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消灭僧格林沁马队及所部一万一千余众，击毙清廷科尔沁亲王，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的胜利，震惊中外，朝野大骇。只得依靠汉人军阀，急调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北上勤王。曾国藩上台之后，改变了以往清军采用的“狂奔穷追”战法之弊端。提出了“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战略方针。首先于运河、沙河，贾鲁河沿岸构筑长墙工事，并发展成由点到线的防御体系。这种对付捻军的方法，到李鸿章担任主帅，虽经朝野一番争吵，最后还是决定继续使用，并成为致捻军于死地的战略战术。捻军被镇压下去之后，淮军转而北上入晋，在晋陕峡谷东岸沿河布防，御防西北回民起义军东进。现存于山西境内的这些遗迹，就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
由于条件所限，对清长城的调查工作，是在未花一文调查经费，不影响正常业务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除临汾地区沿河一段为我们亲自徒步考察外，其余如内蒙、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及山西北部地段的分布情况只能靠翻阅有关资料获得。现择要抄录如下，以期能对这条长城的整个概貌有所了解。
同治五年三月“……曾国藩驻徐州，修浚运河以防东路。”
六年五月“初清曾国藩于山东之运河东岸，河南之贾鲁河西岸沿堤兴筑长墙，河南长墙上年已为捻军突破”（指汁梁壕墙）。
七月“清李鸿章图逼入海隅聚歼之，乃创修膠莱河防之策。调豫军东军协守。兴筑长墙”。（详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
同治五年四月，“国藩奏言：徐州居四镇之中，东北则几辅为天下根本，东南则江苏为臣军根本。东路既重，不得不籍运河衣带之水，为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浅汛长千有余里，拟与直隶，山东增堤置栅，画地分防。乃约阎敬铭同巡运河，刘长佑自张秋来会。定议自范县豆腐店以下，并张秋，东阿，隶山东防；豆腐店以上，至东明，长垣，隶直隶防。盖张秋为黄河要津，山东何不设守也。又于运河筑墙浚濠，北起安山戴庙至沈家口；南讫八闸，宿迁至窑湾，成子河，分段设戍，是为守河防运之始。”
“国藩以运防已固，复建议扼守沙河。自周口下至槐店，槐店至正阳，均守沙河，国藩与乔松年任之；自周口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国藩任之；自朱仙北四十里至汴梁，及北三十里至黄河，无水可扼，李鹤年挖濠守之：正阳以下皆滨淮，水师与皖军任之。于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督军士筑长墙，皖、苏官民助之。蜿蜒七百里，以达于运防、屹然若长城矣。”
六年五月“刘铭传献倒守运河之议。移运东长墙于西岸；又议防守胶莱河。鸿章从之。”
六月“及议从新河西筑墙，接潍河东，以达于海。”
七年三月“恭亲王奏蹙赋海隅，限一月平捻。李鸿章复议防北运河。丁宝桢，英翰会东昌，议分守汍地。自临清至魏家湾六十余里，皖军驻防，自东昌至张秋九十里淮军驻防。诸军分段修墙。”
五月“先是李鸿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自临邑筑墙，（尸下示）之马颊河，空出山西河滨铒捻。”（详见王安定《湘军记》《平捻篇》）
同治“六年十一月，张总愚自陕西宜川踏水渡河，防河兵勇悉溃，赋连陷吉州、乡宁，分掠平绛各处，十二月陷垣曲，由封门窜入河南……”（此后，为防西捻余部和西北回民义军东渡）。“谕旨责令扼要驻劄杜贼东窜，令臬司严防西南沿河一带，皆遵。”
“七年四月，回匪窜延绥，各处护巡，郑建沿河石垒，贼屡犯吉州、永宁、大宁境，皆为防军击退。十二月，诸军渡河会剿套部，窜贼败之。”
“署抚郑奏，通筹河防中路之乡吉，北路之河保，冰桥早结尤为各防中最要之区，现修沿河卡垒，均已藏事，使兵勇有险可凭……。”
“是年四月，贼扰宜川，由七郎窝结筏抢渡，为兵南击退。十月，沿河贼窜永宁、大宁等处，亦经晋军击回，并见奏牍或为皆难民云。”
“八年四月，官兵剿贼河套，遣走云。七月以贼复南窜，补筑沿河石垒。”（详见《山西通志》卷七十八）
依上述记载，大致可以绘出自清同治五年至十二年（1866年至1873年）所筑长城分布图。
三、清长城的形制及其特点
从实地调查看，清长城给人的印象拙文所述：“它不象历代长城那样，沿着莽莽山脊腾空崛起，给人以高耸雄伟之感；而是横卧在奔腾呼啸的黄河岸，若一条巨龙奔腾欲飞。它的墙身前临大河，后依峻岭，一座座方形炮台凸出墙外。巨大的炮口射孔对准渡船靠岸的码头水湾，森严壁垒，虎视眈眈。”（见《山西青年报》1985.2.2）。现仅依足迹所及晋陕峡谷南部地段334华里一段之形制特点而言，大致可以归结如下三点：
其一、整个布局疏密有致，重点突出
清长城的布局不象明代长城那样，连绵不断，而是因地势、要隘具体情况当密则密、应疏则疏。其基本原则是，重要隘口、渡口、筑高墙、重墙、设炮台；一般渡口、小道，筑营垒，挡墙；遇河水平缓或河岸平缓地段，“乃筑长墉、千里连蜷”，逢山势峭立若壁，人机难以攀授高岸，则仅在两侧或相邻陡崖径间筑棚卡。
调查中所到大小24个沿河渡口（关隘）设防筑垒情况，大到可分四种情况：
1.设重墙、高墙、多座炮台者，有蛤蟆滩龙王（辶山），平渡关，马斗关四处。如龙王（辶山）、因该地为同治六年西捻经此入晋而驻重兵守卫，其工程建筑可谓城坚墙高，关固兵强了。以龙王（辶山）东坡高高耸立的河清门关为中心，北建坝士沟壕垒；南接龙王庙阶长墙；（西）临黄河城墙巍峨坚固，（东）依峻岭瞭台直刺碧空；渡船靠岸处，巨形炮台雄踞高坡，墙头垛口间。“红夷”“田鸡”（注）相间安放。经量，部分地段墙身高达十米，仅牛马王庙一地不足20米范围内就清理出铁炮两尊。和炮子若干。又如蛤蟆滩渡口，亦是南北二营临河而建，前就高阶起墙，沿地形修筑成垒，垒间清水河口架设吊桥于垒门以外，使二垒相连（或战时便于相接，敌来便于阻断）。垒后高坡增挖重壕，另筑一墙形成第二道防线；营东山顶再筑寨圩、圩内设烽台。是为最后固守处。
2.只设单独壕垒一座，垒外配置炮台、挡墙及烽台者有：师家滩、麻子滩、翎子滩、马粪滩、冯家渍、李仁坡、佛堂、铁罗、永和关九处。如师家滩，至今炮台尚完好无损，竖立于林中小学南头；麻子滩壕垒之南北两侧炮台遗痕仍依稀可辨：冯家渍、永和关虽有破坏，尚能寻觅出当年旧迹。
3.第三种情况是依河湾筑墙，墙外设炮台，壕垒建于墙内，与墙身相连。如老虎沟，井子滩、小船窝、古镇口、阴德五地就属此类。
4.另一种式样较为简单，即只筑单独壕垒未见其它配制，如，小滩、香炉崖、石嘴湾、苇子滩、三眼跃、九栅门（又名桃儿湾）六处就是这样。
渡口之外，即渡口之间，亦是因地形、因河水缓急，岸滩陡平而定。凡河岸壁立无法停船、水流湍急，渡船和皮筏无法靠停地段，一般不筑墙；迂岸畔平缓，水流平稳地段，则不仅筑墙高，而且连蜷不断。如，自坝士沟至马粪滩，马粪滩至冯家渍、小滩至香炉崖、香炉崖至万宝山，均不筑墙；而自小滩往南至师家滩，井子滩至槐卜峁以至再南之老虎沟，则石墙连续不断，高耸岸畔，枪眼对河，垛口如牙。再如，自小船窝至龙王庙一段，因此段为黄河在晋陕峡谷向河水最窄处，每至数九寒冬便结成十里冰桥，因之，历为防范重点。不足十里之内，就连筑壕垒七座，布炮21门，并于墙后人马可以踰越处增筑档墙五段。为晋陕峡谷南部设防最为严密之所。
其二、修筑砌垒就地取材，巧用山河
这一特点与历代长城相比较，清长城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调查中，所见整个工程用材，均系就地而取。除刘古庄岭下石嘴湾一处壕垒系用黄土筑就外，余皆用石料垒砌成。其中所用石料可分两种，一种为片石（山坡到处可拾取）一种为块石（这需开凿，软片石费工）。其筑砌方法是：选河岸高坡，铲去表层积土，用片石立扎成排，每排间平布夹层，或改变石片倾斜度，作出外皮。然后以碎石杂土充填其内，踏实夯密。或者以块石错缝垒砌而成外皮。为使墙身加高，增强防御功能，节省劳力，减少运料。通常是：所用填土即时取自墙前，当墙筑就，前壕便同时掘成。这样，石砌丈二墙身加上所掘丈二至丈五壕深。墙之总高便达两丈七尺之数（如图二）。如壶口东畔墙身，炮台及壕垒即柔用此法筑就。另一种筑法是：全部用块石或条石砌就，墙内不填杂土。此种筑法，见之于小滩至师家滩一段和井子滩至槐卜峁沿河。有些地段，如小滩以北所筑墙身，随河岸而行至陡崖壁立处，则有意与之相接，使崖壁成为墙身。又如龙王（辶山），马斗关和石鼻崖等处，则利用原有寺庙外墙、码头或天然石岸为，于其上加筑墙身、垛口和枪眼（又名射孔），使原有建筑和天然岸壁连为一体。迂此种情形，则一般不掘外壕。
其三、工程设计集历代经验，开时代新风
清长城从外观上看，没有前代长城雄巍壮观，给人一种“其貌不扬”之感。但经过为时五年时间的观察，我们发现，清长城无论从实战功能，建造技术，或整体布局等方面都优于历代长城，而且很多方面的特点是历代长城未曾有的。换言之，清长城的这些特点，鲜明地呈现出近代防御工程体系的初形。有些特点至今仍有实战意义。
清长城同历代长城一样，并不是一道城墙或互不相关的一些城堡或壕垒、栅卡、烽墩、寨圩建筑。“它已构成了一个从中央政权通过各级军事、行政机构，联系最基层军事单位及守城戍卒的完整的防御体系。”（罗哲文1980年8月）如吉县沿河自麻子滩至冯家渍一段（五十四公里）战时则由山西布政使，提督陈湜坐镇吉县县城。沿河布兵勇，“分防河口、设险守要、增筑碉墙平治前途，”使沿河“道路平坦如砥，”（《吉县全志》卷七）而县城至沿河每日又有探马互驰不断，足见上下左右联系防御完整之一斑。
这条长城的建筑工程，同历代长城相比较，其特点亦更为明显：
壕垒，这是长城上的驻兵营房，也是实战工事。所设多在渡口或河湾便于船筏停靠处。所见分三种形式。其一为筑在临河高滩之独立壕垒，一般长50至60米，宽30系40米，垒门设于南北两侧，门宽2米、墙高2米5至3米、厚3.5米，墙顶分正墙和子墙，正墙厚0.5米，有枪炮眼（射孔）有些还留有放置药弹的小平台；子墙厚3至2米，为兵卒站立之地。临河两角垒筑炮台。壕垒四面掘壕，壕深4至5米，上宽3至4米、不宽2至3米不等。垒内留甬道，各队分驻两侧。靠墙处多筑踏阶与子墙相通。此种形式者，往往在壕垒之外两翼位置百米至数十米处筑设独立炮台，或者设有栅卡。如翎子滩、三眼（土夭）等处即属此例。其二为壕垒与长墙相连者，如龙王庙至七郎窝间一段。此例者，壕垒之背墙皆与墙身相连，墙垒间有踏阶相通。而壕垒之间所筑炮台则若历代城墙之马面凸出墙外，敌楼位置变为炮台。其三，系利用渡口、村镇、码头之外墙加筑垛口子墙和炮台者。此种形式者，则因原有布局而定。形制不一。如马斗关、龙王（辶山）、蛤蟆滩、师家滩等皆属此例。
栅卡、小于壕垒，多种设于河边道口和壕垒两侧。可称作“卫星”工事。其形制式样依地形地物而定，如九栅门、坝士沟、小滩等即属此类。
长墙，沿河岸筑砌。式样与历代长城不同。有筑于河岸数百米远之阶地后跟高坡者，前高6至4米，后高3米，顶部正墙高0.5至1米，宽0.5米，子墙宽2——3米不等，正墙设垛口或射孔，墙前掘壕形同壕垒外壕，墙身每隔200米至170米，即设一炮台，炮台形如马面伸出墙外5——7米，台顶筑“凹”字形掩体，掩体前留炮口。炮口前小后大，高宽相等，在0.5至0.3米之间。掩体两侧护墙高2米，厚1至1.5米，体尾与墙外侧垛口正墙相连。墙后一般多修成平坦之内壕，宽在2至3米之间，壕与子墙间每隔30至20米，有踏阶相通，是兵卒临战运转弹药，来往支援之安全通道。如龙王庙阶前一段，即属此类。筑于临河石岸碣畔者，墙前多不掘壕，其形制尺寸如前，有个别地段，仅作正墙、子墙即内壕，如小滩至师家岭，毛教至井子滩一段即属此例。
挡墙，为长墙身后高坡或壕垒栅卡周围人马可以逾越小路，缓坡处之石筑短墙。有些形如石阙，与长墙平行，有的形如照壁，竖于路心。龙王庙阶之高畔。石嘴湾之南山，即为例证。
烟墩，即烽火台。多建于河湾高岸阶畔，或显眼的山顶峁头，是紧急情况下，传送军情的专用建筑。其高5—7米，形如圆台，顶小底大。见于官地岭者、外用石片砌垒、内填黄土，顶部有坑，焦土厚达30厘米。
圩寨，俗称石寨或寨子。是沿河各村村民受官府之命对捻军实行“坚壁清野”所筑之民防建筑。为清长城纵深防卫建筑物。所见者，多选择距村二至三里之外的三面临沟，一边连坦的突出石碣或独出周围地面的顶部平坦，四周壁立的石峰顶部修筑而成。前者仅用石块在临塬面筑高墙一道，墙上设洞门。捻至，堵门上墙自卫；后者，多不设踏阶，捻至沿木梯攀入后，取梯与地面隔绝。所有圩寨顶部均尚可见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小形房基。据此可以计算出各村民户。如大宁之笊篱寨、吉县沟堡寨，不仅有石（土夭）、房基、而且笊篱寨保存之石刻不失为一份研究捻军史的珍贵资料。
清长城，“河墙严峻无隙，无事则按堞有勇，有事则民团登陴，抽勇渡河追剿，濠墙本淮军擅长，愈修愈固，择险设阱，伏地雷，撒铁蒺绊马桩等具，无奇不有，水次帆墙弥望，视贼可向，随流上下。”（陈锦《南师平捻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册，425页）如此之，步步设险，层层布防，烽火传讯军民同御，特别是，适应时代战术（火兵器）所进行的工程改进，可以说把长城的防御功能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四、结语
长城是我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间，各民族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维护其政治统治而设置的一种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是国家权力防卫功能的形象体现。其工程之浩大、作用之显赫，是世界上其它任何人类能动遗迹都无法相比的。其实，说得通俗一点。长城只不过是保护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家院的一道卫墙罢了。从文化角度讲，它是一条文化线，一度曾给发展中的中原文化以安定的环境，给中华部分民族以心理上的安全感。但，若从为建筑长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因为长城防御功能的发挥所带来的封建社会的延缓，以及它所象征的封闭意识等方面看，其功过则是褒者扬其善、贬者咒其恶各持所见，观点不一。对比限于篇幅本文不作深究。
关于，长城历代之称谓，历来就不统一。初步统计共有城堑、方城、长城亭障、塞、塞垣、长城塞、长堑、广长堑、长城障塞、夹道、边墙、墙堑、界壕等（不含长城）十三种之多。就清长城名称，亦有长墙、石垒、卡垒、■卡、长垒、壕墙、长堤、长墉、堤墙和河墙十种。若加上民间俗称则就更多了。因此，认识问题，不能咬文嚼字。如对清长城名称的确定我们就是依其与历代长城功能无别，形制同源和分布战线长以及当年同时代人们的评述而定的。如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说：“三代时中夏无骑兵，行军皆以车战，至战国如知用骑，其风盖昉自北漠，当时诸侯王封或千里，才敌近世一行省，辄称铁骑数十万，纵横驰突，或数日即至人国都。于是三晋、燕、齐皆筑长城自卫。其见于《长短策》者可考也。秦并天下，中国无盗警乃筑万里长城限胡骑。由是言之，墙堑之足以拒马，由来久矣。自捻之盛何啻五六万。僧王率蒙古精骑追之常落其后，曾公国藩奉命北征，初亦苦无马，屡使使出购之。马之至者无多，而冠日以盛，始变计筑长墙，守运河暨沙、鲁诸河，闻者皆笑其迂。其后，李公鸿章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及马颊，徒骇，遂藏厥功。夫筑墙千里，合数省兵力守之，冠自或不能保，亦计之至拙者也。然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坚守其拙而巧者靡矣。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在这段话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至于清长城的作用和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江地先生说过：“东捻军和西捻军最后都失败于该死的河墙战法上。”追其原因，就是因为面对河墙“它的马队无所其长，什么流动战，什么步骑联合，什么埋伏包抄战，凡此等等，都变成了无用的东西。”（《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这与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曾说过的：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相比，可以说清长城“确实把捻军限制住了。”（江地）这无疑对延缓封建制度在我国土地上的消亡，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缘由，特别是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继承者捻军的失败在人们心里上的阴影，才使人们对这条长城产生一种与其矮小形体相符合的心理作用。
虽然清长城象一条锈渍斑斑的残断锁链，横置中原大地，黄运沿岸，给人以罪恶、憎恶之感。但从其型制的进步、布局的合理、设计的完整诸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特别之处，其科学性、先进性都是历代长城所不曾见的。
清长城墙体矮小，观之似乎与“视野开阔，气势雄伟，高下相间，突兀参差”等词语毫不相关，但只要略加研究，便不难发现，清长城的价值正在于此。矮小、可减少用功和用料；相对讲，这就把自修筑至投入使用时间大大缩短了。矮小，在炸炮、抬枪，火箭等火兵器进功之下，便于隐藏减少伤亡。
清长城濠垒，墙身与历代长城相比较，减去了墙顶背面女墙部分垛口改为射孔（枪眼），且子墙后又加筑内壕，此种作法除省却用功用料之外，亦是适应时代，便于临战调兵送弹、保护战斗力的作法。
清长城墙垒之前多拙深壕，即减少了施工填料（将掘得的土填入墙身）又增加了墙身的高度，且因有壕致敌人马队无法踰越，使防卫功能大增。可谓“一举二得。”
清长城变马面敌楼为炮台，设壕垒于墙外或使壕垒与墙身连体，这种变化，可谓变人力支援为火力配合，让驻所成为实战工事的创举。
清长城滨河筑墙，高岸建圩。前者虽肇之于战国洛水岸畔，却不似清长城“在长墙前边的大河上，则摆开了一望无际的战船，在水面上来回巡逻”（江地）配合御敌。后者则始于《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清政府颁发全国的奖励政令。这种水陆（民）圩整体参加防御的作法，是历代长城防御战史上未曾见到的。
综上各条特点，我们称清长城为古代战争防御体系向近代战争防御体系转化的中间过渡型制（或环节）看来不会有多大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战士。”很明显，清长城的布局，型制之所以同历代长城有别，则是因为社会生产水平，特别是兵器的生产水平有关。是火兵器大量代替了冷兵器和“水师”参加战争防御的相应结果。
另一个当提及的是，当时清兵所用兵器及其发展，已进入“近代的新式枪炮逐渐代替了冷兵器和旧式火器，铁甲轮船代替了木帆船、近代机器工业代替了过去的手工业，我国的兵器生产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第207页）有资料表明，仅淮军每年用于军械火药制造及购买兵器的款数达262177两左右。（参见王尔敏《淮军志》图表十七）而“剿捻时期，淮军配备洋枪炸炮更多”（王尔敏）此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四年奏陈中所说：“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
“洋枪”和“洋炮”征服了清政府，赔款、输入、特别是丧权把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但却使清政府及其爪牙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并用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阻碍历史的进程。延袭古制、重筑长城虽为“至拙”之为，却能破定制而使之与“洋兵器”相宜、并最后终于平息了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这其间血与火的“罪恶”进步之中，含有辩证法。仅从战争防御体系的变化着眼，要研究中国军事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清长城的承前启后作用，是一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黄河岸畔。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历代长城的旧面目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宣告了冷兵器在战争中的即将消亡和火兵器占据统治地位的来临。因之，我们把这条即延袭两千多年来冷兵器防御体系固有型制，又初露火兵器防御体系苗头的清长城，称之为世界上最晚的长城。
吉县文化馆副馆长张黎明同志参加考察后，精心所绘《吉州沿河石垒图卷》一幅，（长×宽 平方米）作为本文插图一并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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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夷炮”炮身模制，内装葡萄大小生铁或熟铁圆粒为子，火药在下，上置三四百子，燃火轰发，“田鸡炮”因其炮身短，口斜、冲天形若怒蛀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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